一位老教授带着国家的托付和满肚子的牵挂明利配资端，三次跨洋见儿子，没盼来归期，倒等来了儿子加入外国国籍的消息——这份横在父子间的隔阂，直到父亲闭眼，都没解开。
杨振宁1945年赴美留学，后来成了国际上有名的物理学家，1957年和李政道一起拿了诺贝尔奖，那会儿国内《文汇报》都登了他的照片，不少人都为咱中国出了这样的科学家骄傲。可他的父亲杨武之，复旦大学的数学教授，高兴劲儿过了就剩牵挂，给儿子写信说“盼儿归来，如望穿秋水”，字里行间全是惦记。
真正让杨武之动了亲自去劝的念头，是1957年杨振宁说要去瑞士日内瓦工作，想让父母见见儿媳杜致礼和孙子。杨武之立刻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，不光是想一家人团聚，更想趁机劝儿子别去台湾，最好能回大陆。总理很快批了，还安排他先去北京治疗身体，临走前特意让他去功德林探望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，带了封杜聿明给女儿的亲笔信——那时候杜聿明还在战犯管理所明利配资端，这封信成了父子俩传递心意的纽带。
展开剩余71%第一次在日内瓦见面，杨武之没绕弯子，直接劝儿子：“就算现在回不来，也绝对不能去台湾，要是能回大陆最好。”可杨振宁没答应，只说想在国外再做些研究。那会儿反右运动刚开个头，国内政治环境慢慢紧了，杨武之其实也懂儿子的顾虑，这趟劝说没成，他心里挺不是滋味。
1960年，杨振宁又邀父母去日内瓦，杨武之带着妻子罗孟华再赴欧洲，还是揣着劝儿子回国的念头。可这次见面，母亲的话让他更难开口。罗孟华跟儿子念叨上海的日子：“我摸黑起来买豆腐，排了三小时队，就买到两块不整齐的。”杨武之听着也揪心，回国后跟家里人叹口气说：“国内日子确实紧，研究条件呢，复旦在光学、晶体物理这些领域已经做出些成绩了，就是像粒子加速器这种尖端设备，跟美国比还差得远，我咋好硬劝他回？”
1962年夏天明利配资端，杨武之夫妇第三次去日内瓦，这次父子俩没忍住吵了起来。杨武之劝儿子要看长远，别只盯着眼前的研究条件，可杨振宁回嘴：“您现在说的，跟几十年前教我的不一样。”杨武之气得说“要否定过去的价值标准”，话没说完就被罗孟华打断：“别专讲大道理，买豆腐都要排三小时队，日子过成这样，咋让他回？”杨武之气得摔门进了卧室，这次劝说还是没结果。他回国后跟朋友内疚地说：“劝他不赴台湾，我做到了；劝他回国，实在是时机不成熟。”
谁也没料到，1964年3月23日，杨振宁加入了美国国籍。他后来自己回忆，这个决定想了好几年，心里特别痛苦，一方面是科研需要，一方面妻子杜致礼持美国护照，家庭也有顾虑。消息传到国内，杨武之的心情没法形容——这位一辈子教儿子“科学救国”的老教授，始终没法接受儿子放弃中国国籍的选择。
1971年，中美关系稍微松了点，杨振宁借着机会回国，这时候杨武之已经重病住院。杨振宁在上海陪了父亲一个月，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请他，聊了快五个小时，那次宴会上，他才第一次见到岳父杜聿明——之前俩人只通过书信联系。可父子俩之间那层疙瘩，始终没解开。杨武之说话已经没力气了，也没再提国籍的事，只是拉着儿子的手，反复说“要多为国家做些事”。
这年5月，杨武之去世，临终前没给杨振宁留下特别的遗言。后来杨振宁在回忆录里写：“父亲到死都没原谅我加入美国国籍，这份遗憾，我记了一辈子。”其实杨武之的遗憾里，藏的不只是父子间的隔阂，还有那个时代里，知识分子在个人理想和家国责任之间的两难——他既盼儿子能在科研上有成就，又盼儿子能回到祖国；而杨振宁的选择里，也藏着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、科研条件的差距，还有一个家庭的现实考量。
现在再聊起这段往事明利配资端，有人说杨武之太固执，有人说杨振宁该早回国。可只有真正站在那个年代里才懂，没有绝对的“对”与“错”，只有一个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，在选择里藏着的无奈和牵挂。而杨振宁后来用自己的方式弥补——1997年他放弃美国国籍，回到清华任教，这时候距离父亲去世，已经过去26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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